9月29日，毅恒讲习堂第六期如约而至。本期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廖永松老师。自1995年以来，他一直奔走在全国乡村，通过亲身体验和严谨的学术推理理性地探究中国的农民问题。本期活动中，永松老师从历史背景、实地走访及数据调研多方面向朋友们分享在探究农民价值观变迁的成果。

如今的农民到底幸福不幸福？当地人的感觉是什么？且听廖老师娓娓道来。

作者丨龚玉廷、曹竹飞

PEER导师发展部

活动名称：贫困治理中的农民价值观变迁

时间：2018年9月29日下午14:30——16:30

主讲人：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廖永松老师

嘉宾：靳大成老师

作为脱贫的主体——农民，他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与以往相比，农民价值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今的农民到底幸福不幸福？当地人的真实感觉是什么？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廖永松老师的走访故事与研究过程。

讲习堂刚开始，廖老师就向我们分享了三个词：

刚开始为什么要感谢，因为这些所有的地方都是廖老师这些年来的访谈对象——感谢那些不得不依靠耕地、山林、草场、鱼塘、荒滩、路边小摊点、小店铺、理发店、小饭馆、洗衣店、菜市场、洗脚城、各种建筑工地、保安亭、运输货车、家政服务中心、垃圾回收站、淫秽窝点……在各种恶劣环境条件下任劳任怨、艰难求生的农民朋友。他们承担了社会最底层的工作，但常被一些精英简单粗暴地扣上保守落后、逆来顺受的意识形态大帽子。如果没有亿万农民的贡献，我们很难想象当今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些年中，廖老师和同伴一起实地走访调研农民生产行为、养老、消费结构变化等涉及到农村各个层面的问题。研究团队认为，现今我们所的讲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包括教育层面的差别，和整个社会从历史传统讲尤其从马恩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而来的理论传统分割不开。马克思提到农民就像散落在袋子里的马铃薯一样，农民是分散的。农民不是革命的，是保守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到我们苏联时期的十月革命纲领，也影响到我们建国以来的纲领及章程。

关于背景

  毛泽东主席关于农民阶级的重要论述

l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l 《共产党宣言》谈到农民阶级时，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试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l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农民阶级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有着保守性，工人阶级必须实现对农民的领导权，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经典文本中认为农民具有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重阶级属性，作为私有者的农民原本属于小资产阶级，但最终会沦落为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和现代大农业的发展，农民必然逐渐破产并最终走向消亡，但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争取的力量。

在建国以后，《共产党土地纲领》中对土地问题有很多讨论，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农民的土地怎么办？归属权到底是谁？”

恩格斯提到“如果共产党所给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农民小农之间有根本性的冲突。所以可见当今对于土地国有化问题的讨论，包括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与否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

  关于小农讨论的前者观点

l 袁银传（2000）、江畅（2004）、刘永洁（2006）、张琳（2012）等学者看来，小农生产方式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经济基础，造成传统中国落后、保守的国民性格。他们认为，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小农意识的本质是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是从农业文明中产生出的国民精神。

l 小农是中国专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看似如伊甸园，实则是窒息个人独特气质与创造力的地狱。小农经济孕育出固土重迁的小农习性，使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练就出一种保守性和包容性极强的文化心态。

l 近代西方形成的价值观是在弘扬古希腊罗马价值观的基础上，基督教价值观作为补充，以适应西方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强调以个人为轴心，以自由、平等、获利、知识、勤劳、节俭、正义、法制为基本原则，兼具个体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快乐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新教主义、乐观主义等诸多特征的价值观整体。

  “民”的探讨

在探讨了小农之后，廖老师又带我们一起对“民”这个字进行探讨。

《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农民与士、工、商为社会并列的四大社会职业之一。传统中国以农立国，重农思想根深蒂固，农民并不是最贱之民。在《诗经》中，农民更多地被称为“农夫”或“农人”。不管“农夫”或“农人”，都是指具体的从事农业的人，本身似不含身份或阶层的意义。可见，古时候并不歧视农人。

军人，商人，文人，工人……农民，民者，氓也，有眼不识字的人。

但近代以来，我们不再称呼农人，更多称呼为农民。“民”是“氓”的本字。民，甲骨文像被刺目为奴的壮丁。当“民”的“奴隶”本义消失后，篆文再加“亡”（失去）另造“氓”代替，强调刺瞎双眼、失去视力的奴隶。隶书将篆文的“亡”写成，将篆文的“民”写成。

走访与调研

面对这种现象，不禁有个疑问：农民受尽社会歧视，还贫穷。那么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的追求是什么？

幸福是什么？有人说，饿时，饭是幸福；渴时，水是幸福；裸时，衣是幸福；穷时，钱是幸福；累时，闲是幸福；困时，眠是幸福；爱时，牵挂是幸福；离时，回忆是幸福，而保尔•科察金说最大的幸福就是为了人类的解放。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受，就是来自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愉悦、快乐、满足、自豪的主观情绪。普通人的幸福感是短暂的，易逝的，获得的途径相对简单，而对于保尔•科察金来说，将浅层次的快乐转化为一种深远的满足感和持久的幸福感，更多地在关注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终级价值。

大多数为生存而奔波的农民，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什么？或者说，用什么样的德性来刻画他们生活至高的善——幸福？也许，自然主义学派更能说明农民的生存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他们生命存在本身就是价值

 廖老师在2012年农民的福利状况调查中走访了山东、河南、陕西三省483户农民，发现生活满意度达平均满意度达7.32（满分10）。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在这种意义上，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关键是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做出何种解释，在认知上进行怎样的加工。

2017年廖老师一行在山东、河南、陕西、重庆、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开展农户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通过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农民生活满意度很高，不满意的也大都是因为自身家庭原因。

廖老师提到，在多年的走访过程中，有这样一位老人令他印象深刻。他们的家到种地的地方要翻一座山。早上夫妇两六七点就背着东西去山上劳作。图中老人很开心地端上了一小盆鱼，这个鱼是他们收水稻的最大的收获。当时老人招待他们的时候第一个是请酒，第二个就是请大家快吃鱼，七八个人就围着两条鱼一起吃。即使家境清贫，日常劳作也较为疲惫，但当吃鱼的时候能切身感受到农民身上的朴实与幸福感。

农民话语：农民说“共产党比儿子还好，老了还给钱，病了还能看”，“咱们农民幸福着呢！想多活几年，过几年好日子”。

 农民为啥这样幸福？

小富即安的小农？保守落后？没有进取心？心理学上的适应性之迷（Adaptation  puzzle）建构了农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另一框架。

Oswald 和Powdthavee(2008)发现个体遭受轻度残疾的开始阶段平均生活满意度下降，但是两年后又全部恢复到残疾以前的满意水平。这个过程称作适应性或习惯性过程。生活环境变化对幸福暂时性效果称享乐踏车（Hedonic Treadmill），巨大的生活变化对幸福的影响可能也是暂时性的。如 Easterlin(1995)发现在 1958-1987 年间日本平均幸福水平没有增加，但国民收入增加了 5 倍。Gallup 的调查发现中国 1994-2005 年快速经济增长，但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增长，而对生活不满的人反而有所增加。

 农民到底在追求什么？

万年村62岁的唐大娘来说，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1）有饭吃，不时还能吃上肉，改善生活；（2）政策好，国家不收税，每月还能给80元的养老金；（3）身体健康，生活能够自理。国家每月给农民几十元养老金，老人是从心底里感谢国家，用她的话说：“国家比儿子还好。种粮有补贴，老了还给钱！”农民—也许天下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如此—是具有“容易接受统治阶级小恩小惠”的阶级特性还是他们天然地具有感恩的美好心灵？福、寿、禄、富、喜是传统中国农民的生活价值观，至今还是农民生活得幸福与否的根本。一个“福”字，就是一口田，一件衣。对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说，有了田，就可以种上粮，就有了饭吃；有了衣穿，就可以保暖御寒。

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都是幸福的。对农民来讲，最担心的是子女的教育。无论是走访还是自身周围的情况观察发现，农民中只要是高中文化以上，基本上没有贫困户。所以近几年最大的呼吁在于解决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问题。

在借鉴施瓦茨（Schwartz）价值观研究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利用2013年和2014年在革命老区遵义市4县8镇24村228位农民的价值观数据和多维度（MDS)方法，分析转型期我国农民的基本价值观。研究发现，不管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当前西方的价值观理论或现代化理论，都不足于刻画我国农民的群体观念。我们农民的形态饱含儒家文化的洗礼，对于家庭和传统有深刻的认知。当前农民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创新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但这并不防碍农民的现代性追求。

初步结论

从小规模经营的小农生产模式与工业化大生产相对照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农民不仅生产方式落后，而且导致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相比也是保守和落后的。在借鉴施瓦茨10类价值观分类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评估农民价值观优先序和结构的结果显示，在传统与开放变革这个价值观维度上，农民在保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也对新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新技术采用保有很高的积极性。施瓦茨假定的基本价值观结构得不到实证研究的支持，用传统和变革这一对立价值观来描述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存在不兼容问题。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文化素质低，对现代科技的应用、创新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用工业技术创新的眼光看待农民，农民无疑是传统的、保守的。但是，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如坚持传统文化中的孝顺观念、重视家庭伦理、生活易自我满足，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守护者，但这并不排斥农民的现代性观念。目前大多数农民不再具有传统的女不如儿的价值观，男女平等；有追求成功的强烈欲望，有较强的自主性和集体意识，具有强烈地责任感和事业心，愿意接受新技术。在追求美好生活、社会声誉和地位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乐于助人，追求普济仁义的大爱精神。应该说，中国农民正在抛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