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12日 10:26  《中国慈善家》

陈东升之子——“非典型富二代”的支教试验

他是庞大商业帝国的接班人，是美国学成归来的富家子，但他全不热衷炫富或挥霍，却将自己人生的起点选在了中国贫困乡村的支教工作

陈奕伦支教六年后，父亲陈东升开始认识到他行动的价值。

2007年，在美国读高三的陈奕伦，利用暑假回国时间，到贵州乡村支教。当时，陈东升已缔造起显赫的商业帝国—泰康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和宅急送快运公司，对于儿子的做法，他非常不满：“你假期不干点正事，跑去贵州搞这个干吗？”

不顾父亲的反对，陈奕伦和哈佛大学的华人同学共同发起了“PEER毅恒挚友计划”(以下简称PEER)，他们在寒暑假时组织留学生回国，为贫困地区学生提供博雅、人文和素质教育。几年下来，PEER被这群年轻人运作得有声有色。

如今，陈东升对儿子支教的态度已发生改变，由质疑转向支持。“他也觉得我能有这种经历是一件好事，不比去大公司实习工作差。”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陈奕伦笑着说。

美式支教

7月中旬，在对60多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了两周培训之后，陈奕伦和他们一起前往贵州、湖南和甘肃的五个乡村学校，开始两周多的支教。

“PEER和其他支教组织差别挺大，虽名为支教，实际上是一种暑期活动。我们不直接支援学校的教学体系，也不帮助学生考高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的。”陈奕伦说。

陈奕伦的支教之路始于2007年，当时，他动员了三五个同学，在贵州的乡村中学教授英语，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同年，刘泓创立了一个留学生支教项目PEER，与刘泓相遇后，陈奕伦完全认同他的理念和模式。从此，二人开始携手合作。

如今，PEER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均来自海外中国留学生。陈奕伦毕业于哈佛大学，现担任PEER理事长，执行主任刘泓曾在哈佛大学攻读本科和硕士，现任职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由于接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这群年轻人对于国内教育，尤其是功利思维主导下的乡村教育的闭塞和简单，都有着更清晰的认识。他们认为，流行于中国的“素质教育”并没有抓住本质。“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博雅和人文。”陈奕伦说。博雅是美国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其理念是，作为一个人，知识面要宽广，从文到理都要涉猎，这样才有助于对世界形成完整的认知。

PEER不采用现有的教材和内容，而是自编教材，自编课程设计。在课堂上，学生学到的内容包括“从儒家文化到现代资本”“哲学导论”“经济学入门”“民主六讲—从雅典城邦说起”“从美国宪法看法的精神”“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等等。这些题目足够宏大，信息匮乏的农村学生此前几乎闻所未闻。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PEER借鉴了美国的教育方式：采用讨论课形式，每个教学点有十几位志愿者老师，一位负责主讲，其他人则协助发动讨论。如果有内向的学生不愿发言，志愿者就会加以引导，课堂外还跟他谈心，一个星期之后，学生逐渐开始发言，性格也开朗起来。

除了讨论式课堂教学，PEER还组织团队活动和社区调查。2011 年开始，PEER增加了寒假项目，组织来自哈佛等大学的外国学生，与国内大学的中国学生组队，前往湖南、广西等地做口述史研究，当地的中学生也参与进来。

“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他们拥有自主的人生。”陈奕伦说，“我们要帮助他们形成自主的思维、自主的世界观，让他们明白自己想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博雅、人文的素质教育理念，显然与当前中国以高考为主导的教育理念相左。正因此，PEER并非处处受欢迎，有些学校做了一两年之后就不再做了，也有学校欢迎他们去，但仅是希望借此提升知名度，以抢夺生源。

虽说困难不少，但几年下来，陈奕伦发现，PEER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下的确发挥了作用，不仅帮助学校提高了效率，帮学生提高了成绩，更重要的是，一些受教育者在考上大学后又成为了新的志愿者。

延伸的村路

1988年，陈奕伦生于北京。这一年，他的父亲陈东升迁任《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官至副局级，五年后下海，创建嘉德。高二那年，陈奕伦从北京景山学校转往美国就读。

陈奕伦从高三开始参加支教，初衷其实很简单。在美国，他看到许多中学生都在做公益，“除了他们确实有服务社会的理念和意愿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大学很看重学生的公益表现。”

为了升入好大学，陈奕伦也必须做公益。问题是，做什么呢？

高一时，陈奕伦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很火的帖子—《两所山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文章提到一位叫徐本禹的支教者，他搁置读研，独自前往贵州两所贫困乡村小学支教，在一间破旧透风的屋子里一住就是两年。从小养尊处优的陈奕伦被深深震撼，他从未想到，中国竟还有如此落后的地方。“我问自己，我能做到像徐本禹那样吗？别说支教两年，哪怕一个暑假，我觉得我也做不到，国内学校没有这种土壤和条件。”

虽然不能将想法付诸现实，但陈奕伦并不甘心放弃，这个种子一直埋藏在他的心里。当发现美国的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公益，而且做公益对上大学有帮助时，他立刻策划了贵州支教行动，并获得学校某基金的800美元资助。

在支教坚持了六年后，陈奕伦得到了父亲的强力支持。2013年年初，由陈东升创办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举办了一场慈善拍卖，所筹善款全部捐给了PEER。

现在，陈奕伦又开始实施一个新的支教计划，把有志做志愿者的大学生派往学校支教，目前的时限是一学期，未来将是一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将为之提供激励措施，根据志愿者的兴趣专长和个人规划，为他们提供一份在大公司实习、工作的机会。

“这个模式特别好，你去做一件好事，就能得到好报，而且是很快就有回报，不用等到来生。”陈奕伦显然已深得美国激励机制的精髓，“你不能指望人们彻底无私，放弃自己的未来去做公益。”

除了正在进行的新计划，陈奕伦同时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怎么把PEER做成一个社会企业。在美国的经历让他喜欢上了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假如找到了正确方向，我会全力把PEER打造成一个社会企业。”

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陈奕伦刚从贵州回到北京。2012年，他从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并没像大多数同学那样，选择去投行工作，而是只身来到贵州景阳乡—他第一次支教的地方—做起了村官。

“说是村官，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官，因为不在大学生村官体系内，算是实习生吧。”陈奕伦特别澄清。他的见习内容相当丰富，从社保所、办公室、团委，到乡政府下的村委，都有他的身影。

无论支教，还是当村官，这些特殊经历都使得陈奕伦迥异于那些典型的“富二代”。在他身上，你看不到纨绔之风，也感觉不到狡黠与做作。当被问及接班事宜时，他似乎并无兴趣：“这个能不说吗？”眼神中一片坦诚。

撰文_宋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