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在PEER有很多重身份：从「PEER Up Corner」发起人之一，到「疫情之后，重新想象学习小组」的成员，再到刚结束设计环节的「少年E计划」项目，还有现在每周六不见不散的「青春编辑部」和周日烧脑的「读书会」……似乎还从来没有一个PEER社群的伙伴曾在短期内如此密集地参与到项目设计和执行中。
在上述项目中，最常与徐有协同工作的是PEER研究院的负责人滔滔，她说徐有真是PEER最爱笑的“全职员工”。
本期PEER人物，我们听一听徐有的故事。了解他如何从求学中的幸运出发，一点点走近教育公益，成为PEER最像“全职员工”的义工伙伴。
采访撰稿 | 何浩源
编辑 | 梁欣然
作为一个专注于县镇高中教育发展的小机构，PEER的每一位全职员工都因为社群伙伴的支持和项目参与而备受鼓舞。
其实，我们也想知道，是什么缘由促使社群伙伴一次次回到PEER？
徐有来自重庆，目前就读于上海纽约大学大二数据科学专业，高中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回忆起高中生活，徐有对高中母校赞不绝口：高考成绩市里数一数二，素质教育也没有落下，社团活动、课外活动格外丰富……赞许之外，他感受到的却更多的是“反差”。
首先就是与他初中学习环境的反差，从一个普通的学校到了全市最好的高中，突然发现老师们对自己的激励是全方位的。他们鼓励学生多方位发展和探索，也支持学生的兴趣爱好，这样的学习体验在徐有看来是“幸运”的。
很早就意识到了这样的幸运难得，他也很早就在心里种下了“回馈”的念头。他希望自己体验过的优质教学资源也能惠及更多的学生。
在这样的反差中，徐有开始了自己关于教育公益的探索。
求学这件事上，我一直是个幸运的人
高中时期，我就读于重庆市最好的高中，尽管有不小的升学压力，学校仍然给学生提供了多元发展的空间。班主任自然是催着大家学习的，但学校其实又给我了我们机会参与各种社团活动，这是一个有矛盾的事。
在学习和各类实践活动这对看起来矛盾的选项里，我是始终不愿放弃活动的那类学生。
我一直是个学校活动中的活跃分子，在高二担任过全校学生会副主席、80周年校庆志愿者，假期里参加一些课外活动。重庆也有不少青年活动开放给高中学生申请，我连续参加了三年的破壳峰会，这是一个高中生的交流平台，旨在鼓励学生思考教育模式的创新，实现自我的突破发展。
我总是很活跃地参与到这些事情里，即便不会打球也会去围观学校的球赛，演技再烂也想在话剧节里演一个主角。我认为，这些活动是生活中很必要的事情，是和学习一样重要的实践，自己在繁忙中也很有成就感。
我从不太起眼的初中考上来的，一步步打怪升级到了全市最好的高中里，总觉得自己运气很好，接受了质量很高的教育。高中带给我良好的受教育体验，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幸运。我对于教育公益的兴趣来自于我对自己曾接受过的良好教育的回顾和反思。
因此，我想要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回馈，投身教育公益，为其他学生带来幸运——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高中的时候我就有关注一些教育公益相关的事情，但那时候的实践还是以校园内的活动为主。我不算是一个“听话”的学生，择校时选择了申请上海纽约大学，大概也能称得上对于高考体制的一种反抗。
上海纽约大学（以下简称上纽）与我的相遇，是一个偶然，同时也是必然。
高三时，学生已经没有多少课外活动可以参与了，可我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活动中，都期待一直有新的输入、新的知识刺激我，这样我才能有持续的动力。
某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想起曾经听说过的上纽这所学校，便上网查阅相关信息，对它有了初步的认识与向往。高三的学习又以复习为主，让我觉得非常无聊，所以申请学校就变成了我新的“课外活动”。写文书的过程也变成了对我高中生活的回顾。
高考前的三个月，我去了上纽的校园日。尽管之前身边也有人向我描述过大学的生活，提到过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的区别，但这是我第一次真实体验到一所国际化学校的教学是如何组织的，学生生活是怎样的。
校园日打消了我的疑虑，尽管我没有其他大学可以参照，但既然看到了一所我认可的学校，感受到了我认可的教育模式，我也很确信这就是我喜爱的大学——在收到offer后，我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它。
也正是在上纽，我遇见了PEER。
真实的服务-学习
在上纽，我在两年的大学生活里得以深度参与到PEER的服务-学习项目中，并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实践–受挫–反思–继续实践的循环。
重新思考教育公益：放下理论的包袱
最先是在学校的Involvement Fair上面，我看到了DSS（Dean’s Service Scholar）项目的宣传，这是上纽和PEER合作开展的实践项目，项目的执行落地放在了一家“社区图书馆”。
同时，其中提到的“项目式学习”对我来说也极具吸引力，再加上这是一个“服务-学习”的项目，这对我又是一个新的概念了。DSS在上纽是一门有学分的课程，在边学习边实践的探索中，我开始了和PEER一起探索教育公益的旅程。
然而，在参加过程中，我发现曾经在我想象中很美好、很简便易行的事情，实施起来困难重重。课程里我们学到了PBL（Project-based Learning）、YPAR（Youth-led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还有一些引导式的教学方法应用到学生们没有接触的领域，并不一定会产生效果。
在DSS的总结会上，我们组恰好选到了PBL的话题，而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次PBL的尝试是失败的”。
关于PBL，在先前的尝试中并没有太多考虑到个体因素，只在意了课程里学到的理论，学生没能和项目产生真实的联结，也没能和我们形成更有效的反馈。
失败的尝试后，我改变了曾经只注重教育目标的看法，开始深入学生的实际情况，关注他们的成长和需要，根据不同的个体调整自己的辅导方式，通过更多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了解他们的性格和能力——学生成为了项目的中心位置，交流成为了联系我与学生的纽带。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在打击中重新思考教育话题——教育公益这件事究竟有多么复杂？
在这个项目里，我觉得PEER没有把完整的一面展示给我，所以我也渴望在更多PEER教育公益的活动中找寻答案。
2019年，我参加了PEER冬令营，很不巧的是，这个项目依然是不能算成功。
但是这次经历让我在线上完整接触了社区探索课程，还独立设计了整套研讨课，终于完整接触到PEER的核心体系，发现PEER的核心理念很契合我在DSS课程中所学到的内容。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得相似，在真正实践中我再次发现，一些看上去完美的理论，在应用于实践时再次出现了问题——我们还是把事实想的太简单了，我认识到，不是把理论摆在那里，就可以和实践完美契合。
即便在后来相对成功的DSC项目（2020年）中，我们依然在理论和实践的平衡中体验着挫败。
有一组同学设计了以星际探索为主题的研讨课。课程设计参考了所学的各类理论框架，小组成员很认真地准备了问题引入、内容输入、课堂互动还有调研，应有尽有且生动有趣，可以说是设置了一套近乎“无可挑剔”的教学方案。然而当我们拿到最终教案的时候却发现，里面的生词连我们都有一大堆不认识，更别提拿这套方案和学生进行讨论了。
在后半学期的活动里，我的参与度不高。最后一次DSS活动，我们在图书馆做最后的反思会，我终于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我学到的东西和我们开发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总会有问题？并认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让我沉淀、反思。老庄（PEER前课程部门负责人）在这时启发我说：“有时候你带着困惑，不停做新的尝试，或许会有新的启发。”
我没有选择立马继续尝试，而是选择停下来，慢慢走，慢慢沉淀，慢慢为自己解惑。
解惑不易：体悟“交流”的价值
在上大一的时候，我其实就加入了另一个与PEER紧密合作的服务型学生社团：PEER-Pal Club，在其中主要参与了与沅陵六中“PEER空间”合作的笔友项目。我常常听到笔友项目参与者反馈，中学生们在信件往来中提出的成长困惑仿佛没有标准答案，也很难能通过‘给予建议’的方式直接解决。这让我初步体会到了交流与陪伴也许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对比之前DSS项目中去到的两个位于浙江的项目点，笔友项目是我第一次和湖南地区的县镇学生产生联结，但通信毕竟有距离，我的内心还是期待能真正到湖南的县镇走一圈。
很幸运的是，上纽和PEER又合作举办了DSC（Dean’s Service Corps）项目，我终于可以在2020年初的冬天去到书信里认识了许久的沅陵六中。我带着之前的困惑，去观察，去感受，想要在高中生需求和大学生体验之间达到有效的平衡。
说实在的，我发现县镇高中生和自己没有什么区别，那里的高中生在做着和自己高中阶段曾经做过的相同的事情：也会为考试而烦恼，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交，也会沉迷于互联网——从学生来看，这和其他的普通高中没有什么差距。
直到下发期末成绩的那一天，有一个平时在英语角活动中比较沉默的学生对我说，他可能要考不上大学了，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不同。
对比自己的高中——同学们即使成绩不理想，也不会认为自己没有出路了，“考不上大学”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但是放在县镇中学，这却成为了一件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当时很无奈，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只能尽力去开导他、安慰他。
这一次，我终于在项目中获得了小小的成就感。
在和志愿者及学生一起参与教学、一起反思的时候，我开始学着抛下原本注重理论、想做出点事情的执念，和大家一起轻松聊聊天，听大家对不同问题的想法——在其中，我再次认识到了交流的重要性，它超越了个人本身。
之前也说到了，我是一个爱折腾的人，因此在我认识到“交流”的重要性后，我自然想要为此做出更多的努力。
疫情期间，我在和滔滔的讨论中，试图创新通信方式，让大学生和中学生一起来讨论，以平等的心态交换观点，转换固化的思维方式，以期得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既然学生们的困惑写在了信里，我们何不把具有共性的问题找出来，再予以回应？
其实PEER空间也在之前尝试过在空间内开展解惑角活动，学生们会用小纸条写下自己的困惑，其他人也可以回应到这些困惑，但内容的质量并不高。
解惑角之后，我们也认识到“解惑”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呈现大学生和中学生各自不同的视角，让大家把问题带入自己的情景去呈现个体的解决方案，交流的空间就这样形成了。
在PEER无限空间英语角的活动中，我继续尝试着探寻“交流”意义。在活动中我发现，通过交流，构造出人人平行的环境，能够激发出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力量，激励人把当下的很多矛盾解决好，让我对教育公益有了全新的理解。
现在我在参与的青春编辑部更像是对解惑角项目的延续，我们收集学生的成长困惑，直面他们的成长需求，组织起线上的编辑小组来进行更多元的回应。
沟通和交流是我们接触县镇高中生最重要的方法，这是我经历过数次的“失败”后得出的教训。并不是说社区探索或是其他的课程不重要，而是落到实处我们终究要回归到对人的支持。
回到“人”，这在我们进行教育实践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机器，每个学生也都是不同的，在接触他们的时候，我与每个人的交流都是独一无二的。
从整体上说，我与PEER就是一个“实践中受挫–反思–继续实践”不断轮回的故事，我在其中学到了很多，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产生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选择当下的最优解就是值得的
我是学习Data Science的，写代码也是我的爱好，但我这样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修过的课程包括但不仅限于：经济、金融、哲学、媒体、心理、社会学等等。毕竟才大二，对我来说，学业上还有太多想要探索的东西。这些选择背后有个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学校、家庭的支持。
PEER的服务群体集中于欠发达地区的初高中学生，希望让他们都能够选择优质的人文教育，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然而，这样的一个群体正面临着很大的选择困难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成绩中等的学生可能面临着初中毕业就要决定是否要读师范专业，早点毕业当教师，相当于一下子把自己未来的十几年“打包”出去，而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还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选择”是学生们很难凭借个人能力摆脱的困境，大部分人其实也会在职业和学业的后半段面临选择越来越少的处境，可能当下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也只能Let it go。然而能意识到这个选择不尽人意，就还有机会摆脱处境，也有更大的主动性去适应环境。
不是说反抗永远是最好的选择，学生面临着家庭、学校施加的压力，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家庭的经济状况。因此，对于不同的人，在面临相同选择时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因此最好的选项也绝不是“我们”认为的他/她的最佳选择——只要选择当下的最优解就是值得的。
同时，学生们也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们获取的信息往往是老师、家长“愿意”让他们获取的，这样的信息不对称是很难解决的，需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为学生提供帮助，至于最终的效果可以说是一个“玄学”问题。
学生们也饱受信息碎片化的荼毒，对于正确获取信息这件事就是不在意的。
2020年DSC项目后，我去到了冬旅人项目中，我们举办了一场工作坊——“如何正确辨识真假信息”。最终活动沦为大学生Alumni专场，并没有吸引到高中生参与。
此外，没有充分了解高中生的学习背景与学习能力，按自己的方式“强加”给他们一个不同的学习体系，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半个“全职员工”眼中的PEER
PEER作为一个规模不大的机构，却依然设立研究院部门，这是我最欣赏PEER的一点。研究院希望带来的是PEER持续的进步，不断有新的东西在产生、新的灵感在碰撞。
在实践的反思中，PEER研究院能够不断发现新的有趣、甚至是全新的研究话题，据此去做一些调研、实践、反思——这是一个经典的设计思维的实践过程，也是PEER不断提升自己的关键。
在研究院负责人滔滔看来，研究院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在研究院既定「内容研发和研究评估」的工作框架下，能够不断去摸索彼此舒适的相处方式，去建立一个既能支持各个项目，又能超越各个项目看见更多风景的地方。
而我未来与PEER携手相伴的日子里，也期待着在一些新的项目，例如在“少年E计划中”，与志愿者们产生更多的火花；此外，作为暑期项目的导师，我也期待着能更多投入到导师的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