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等考进同样的大学，
城乡学生的差距就消失了？
在县镇高中，人们习惯看到学生为了高考这一阶段性目标奋笔疾书，似乎等到这一天便会开花结果。然而，很多差距，在进入大学校门时才刚刚开始显现。
因在县镇的支教经历以及在高校的工作经历，“PEER毅恒挚友”（以下简称PEER）秘书长刘泓真切感受到县镇这一“原生环境”下学生真实成长空间的匮乏，以及由此导致的县镇学生与城市学生在综合素质上的差距。
过去4年，他用一种短期夏令营和长期驻校相结合的公益教育创新方式，以改善县镇中学人文与素质教育为目标，试图为缩小中国城乡教育差距做出一些尝试。
县镇教育是公益机构鲜少涉足的领域，刘泓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是两条平行的线，所谓教育平等，并不是强行让这两条线相交，而是要创造机会，把乡村教育这条线往上移一些，让它不要离城市教育太远。”
【“冷门”的高中公益】
2014年，刘泓辞去在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院长助理职位，全职开始做PEER。在此之前，他和几个伙伴共同发起主张改善中国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非营利组织PEER，并兼顾了7年的志愿工作。
一段时间内，刘泓一直在摇摆，是要专注学术还是全职做公益。最终，因为感受到北大学生与以往自己接触的县镇高中生之间那种难以言说的差距，刘泓还是“坐不住了”。
“更多是一种割裂感，你会感觉这完全是两批人。”刘泓说。
除了基础的好奇心、同理心、感知力的相对缺失，还有原本成长轨迹完全不同的学生被陡然放在相同的高等教育环境下的“尴尬”。
刘泓曾接触过一名从小地方考到北大的学生。“他有和我说，大一那一年非常无所适从，身边人可能都在忙着社团活动、实习甚至国际交换了，但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事实上，PEER曾追踪过欠发达地区县镇高中学生的去向：大部分是二本，零星有学生可以考上名校。尽管去处不同，但因为高中时过于强调学习，几乎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上大学后，问题逐渐在显现。
中国的县镇中学，普遍有着这样的面貌：学生从早上6、7点学习到晚上10、11点，一个月只有1~2天月假，学校的图书馆形同虚设，每个人被告诉的是“其他都没有关系，为高考做准备就好了。”
（刘泓和学生在凉亭中读《论语》）
刘泓记得，PEER去到第一所支教学校邵东七中的第一天，为了对志愿者表示欢迎，学生们采取了他们独有的“庆祝仪式”——集体逃课。第二天早上，学校的教导主任把学生全部都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小时“惊天地，泣鬼神”的训斥。
“高考改革其实对县镇高中是不利的，这种过分强调学习、忽视学生社会化的做法，实际是在走以前城市的老路。”刘泓道出自己的观察。
高中从来都不是公益机构的重点关注对象，因为这里基础设施往往不错，再加上有高考这个“大怪”，时间总是被排得非常紧。
刘泓认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他想撬开一些缝隙，在十六、七岁这段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珍贵时期。
“一个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不是靠把时间填满，生长就会自然发生的。每个个体的成长都需要靠与周围人和环境的互动。事实上，即使是在像衡水、毛坦厂这样的模式下，也依然留有空隙。我们要在空隙中，去探索一个个体真实的生长过程。”
【机会平等】
在高中到大学前两年，受周围文化影响，刘泓阅读了柏拉图、莎士比亚等人大量的西方经典作品。大一时，刘泓阅读《四书》《大学》《中庸》，并逐渐在对传统文明变更的研究中生出对一些“大问题”的思考：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个体如何去面临选择？怎么去发掘自我？怎么和社区的人产生联系？
刘泓觉得，自己少年时期的成长，从这些思考中获益良多。
本科之后的间隔年，刘泓去到县镇走访，并开始研究地方史，有了把地方文化和个人成长联系起来的视角。
“可能是因为离开再回来，会更让我关注这些东西。现在高中的学生和周围的社区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联系，高中之后，这些孩子大部分会往外走，与家乡的联系只会越来越少。”
因此，PEER非常注重学生与社区的互动，他们鼓励学生走进社区、了解社区，并尝试为社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快递是怎么送货的？”“假设要开一家面包店，需要和哪些部门对接？”“男性和女性在就业时存在哪些差异，是否存在不平等现象？”学生们提出的议题五花八门。
“学生其实是很喜欢这些实践的，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些活动中是主心骨，是主角。”
但一开始并没有这么顺利。“前几年真的很难，根本没有人搭理学生们。后来有了学校的介绍信，情况慢慢好了一些。”
（为了了解地方历史，同学们采访当地老人）
城市和县镇进行社区实践的土壤不同，县镇的资源有着先天的局限性，刘泓不否认这一点。
他提起几年前一个学生团队曾做的实践报告，封面上工工整整写着“XXX工程队赞助”。
“就真的是学校旁边的一个工程队，在城市里很难想会这么做。”刘泓补充道，“不过可以看出来，很真诚。”
（学生展示实践成果）
“但至少要尽量创造相对平等的机会。”作为外来力量，刘泓强调出PEER想做的事。
有一次，PEER和另一家机构合作，对方每年会举办面向中学生的社会创新比赛。以往参加比赛的都是国际学校，PEER则在6个县镇学校中组织了9个小团队参加比赛。最终，来自县城中学和农村中学的学生进入决赛，其中县城中学的学生获了一等奖。
“比北京的学生还要好。”刘泓兴奋地介绍。
“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是两条平行的线，所谓教育平等，并不是强行让这两条线相交，而是要创造机会，把乡村教育这条线往上移一些，让它不要离城市教育太远。”在有限的资源下，刘泓在寻找城市和县镇乡村对话的可能性。
【探讨教育的可能性】
为了让PEER发挥更长久的价值，2015年秋季学期，“PEER空间”在PEER的每间合作学校“落户”。除了作为阅读和活动空间，每个PEER空间还配有一名“挚行者”，尝试作为一名协作者，和同学、老师以及每一个人进行交流、对话。
做一个一整年都驻扎在学校的公益教育空间，这不可谓不是一次创新实验。
对刘泓来说，描述PEER空间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它很简单，可能只是学生们学习累了时一个休息的地方；有时候站在学生的角度，它又有点“疯狂”。
曾有一次，一所学校的学生因为“不满”学校的元旦晚会不向学生开放，在PEER空间挚行者的帮助下，做了一台专门面向学生的音乐会。过程中“bug”很多，音响坏掉、门票丢了……“但学生们很喜欢”。
（学生和挚行者在PEER空间的设计作品：《手可摘星辰》）
挚行者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每个空间配有1到2名，以朋辈身份在学生身边扮演提醒和复盘的角色。他们聆听学生的想法、给出建议和帮助，有时还会带他们做点以前没做过的、好玩的事。
PEER空间成立初期，刘泓尝试引入当时流行的慕课形式，还开发了一套“当时看来很不错”的核心能力课程，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等。
“继续做的话是看起来你好、我好，大家都开心，但实际这并不是学生需要的。”
现在，PEER的形式很多样，可能是一起做一个图书角，可能是一起研究一个社会议题，可能是一起做个手工，可能是弹着吉他一起静静地待一会……每个PEER空间内，学生和挚行者共同设计他们想做的事。
（在PEER空间，学生们是主角）
总有人会问这些可以给学生带来哪些改变。刘泓只把PEER看作一个探讨教育可能性的窗口，“至少有这样一个地方，大家在这里讨论个体如何探索自我成长和与社区的联系。”
对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体会也不同。
单雨旸是 2017年秋季学期沅陵一中PEER空间的挚行者。一个学期的挚行者生活结束后，她写下：“成长的事情急不得。我们只是参与了他们量变的过程，也许是百分之一，也许是千分之一。在不远的未来，质变发生的节点不是因为我们，我也为参与他们的成长而感到由衷的开心。”
【一个慢慢卷入的过程】
作为外部力量，PEER要真正融入县镇高中并非易事。
比如，因为与一些地方老师的“交流不畅”，刘泓常常哭笑不得。更多的时候，是老师觉得“耽误学习”。
目前新课标的标准，对学生的阅读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一次，一位挚愿者和当地的一名语文老师交流，怎么解决学生阅读量不足的问题。老师回道：“那就多刷几套卷子吧。”
刘泓理解老师们的境遇：“他们是被寄予了很多希望，但其实在待遇或者个人发展上没有被足够善待的一群人。大环境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裹挟的，都可以给自己很多理由往后退。”
刘泓曾遇到一位老师，了解新概念，也尝试做了改革。“但功利地来说，这种改变不会马上在分数上有所体现，那位老师后来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刘泓心态很温和，他清楚，如果过于激进，容易在面临高考压力的老师中造成不必要的反弹，反而会消解PEER在学校中的作用。
（每位尝试有所改变的老师都需要支持）
现阶段下，PEER的盟友仍然主要是支持PEER的老师。这些老师零星散落在各个学校，对他们，PEER以社群的形式将其集结起来，创造互相支持的环境。
刘泓强调对老师内心驱动力的支持。“老师们除了老师这一角色，也是普通的人。这是当下的教师培训中缺少的一块内容。”
最近，PEER组织老师们进行了两次游学活动，大家一起探讨价值观、教育观等内容，反响不错。
想在高考的压力下开一道口子，又是在差异性很强的地方县镇，刘泓说自己很明白，PEER“做不了太大，也不应该做太大”。
“教育最大的规模化是政策，商业意义的规模化也有很多。公益机构为什么去做政府和商业在做的事？我们做的是促进公平的事情，接触的是在政策执行中容易被忽视、甩在后面的以及购买力弱的（群体），更需要探讨以本地为中心的方法。”
刘泓把PEER对当地的影响看作一个慢慢卷入的过程，“可能不一定因为我们，但因为像我们一样的公益机构，可以使得校长和老师对自身、对教育、对学生的理解发生变化，这是对我最大的激励。”
【解决真问题】
整个卷入的过程中，刘泓一直提醒自己要思考，PEER是不是真的在解决县镇教育中的问题。
PEER曾有引入商业因素的考量。比如新高考政策出来后，职业生涯规划成为一个“商机”。但在做过一些小项目后，刘泓认为，这不是PEER应该做的事。
“当时我们以为问题在于不知道怎么选择专业，因此没有学习动力。实际不是，即使做了生涯规划，学生面对各个专业还是很懵。这仍然是学生没有社会化的问题。”
因为坚持自己的看法，刘泓错过了不少资源。比如一些合作机构提出要在什么时间段内达到怎样的发展规模，如果和PEER的规划不匹配，刘泓都会回绝。在他看来，PEER的长处在于在一线摸索，而不是筹款或者规模化。
刘泓不认为一家公益机构可以给地方带来显著的改变，“真正的公平取决于社会的变化”。但作为实践的先行者，刘泓需要一直保持清醒的判断：PEER这一步走对了吗？
虽然刘泓并不急于PEER的发展，但有段时间，随着各项事务的增加，刘泓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资源的连接和战略的规划。也正因此，他意识到自己离学生越来越远。
（“冬旅人”活动中，学生拍下光影下的一幕）
今年年初，PEER空间策划了一期“冬旅人”活动，把七八十名老师和学生聚集起来，试图帮助大家交流和碰撞出火花。借此机会，刘泓专门腾出时间，深入参与其中，这也成为他“近几年最开心的项目之一”。
活动结束，刘泓写下自己的感想：“我们天天在讲教育，但是教育发生的场景，并不是一个设计者在想自己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把话给说圆了，而是在于同学们自己的体会、实践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学习和成长。这是那段时间带给我最大的惊喜，也是我对整个项目给予的意义。”
这次之后，刘泓提醒自己和同事，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学生、老师以及天天和学生在一起的挚行者身上。
作为PEER早期的志愿者之一，陈亦晨评价 PEER “是一个比较认真负责、谨慎的组织， 每一小步都要有一些严密的论证，事后要去收集反馈，要衡量自己做的到底好不好，是不是走在了正路上。”如今，刘泓依然在带着团队延续这种谨慎。
也有事情在提醒着刘泓眼下的紧迫性。
“目前这种强调学习和竞争的教育是会带来很多问题的，这些问题不加以纠正，未来一定会显现。”
让刘泓颇感无奈的一件事是，他曾接触过一名学生，在高考中的分数可以上北大，但分数只够选择医学部的护理专业。本身这个学生对护理不感兴趣，但因为学校已经十年没有出过“清北生”，碍于各方期望，他还是选择了北大。
“我和他联系不多，但我知道他后来……不是太好，后来他应该是回去复读了。”言语之间，刘泓难掩遗憾。
刘泓依然有着忧虑，也依然为此奔波着。
在为PEER筹款的朋友圈中，他写下：“空间是什么？是创造，是生活，是留白，是可能性，是教育，是成长真实发生的地方。和我们一起去共创县城和乡镇中学中的PEER空间，把关乎于生长的教育还给学生们。”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