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泓：国家现在在湖南实施教育分流的政策：初中毕业生九年义务教育结束之后，一半左右学生能够升上高中，另外一半则去职高。这个教育分流的机制设计是有一定道理的——技术导向劳动力的缺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然而在现实中，职业教育目前的社会地位和质量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此，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在比较偏远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剥夺了学生选择上升到一个更好大学的机会，而只能迫于无奈地去选择职业教育。因此，在这种考虑的非常周到且正确的教育改革下，我们却会看到多方面不平等的加大。

湖南在教改方面走得比较靠前，它90年代尝试过一次教改，但效果不是非常显著。因此现在湖南的整体政策相对来讲较为保守——不当第一，也不当最后。2018年湖南省将正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即2018年高中入学的新生会正式实施教改。具体措施如下——文理不分科，高考总成绩等于3门“语数外”+3门“学考”成绩，其中英语有两次考试机会。而学考将会采用等级性考试。还将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情况，择优录取。虽然2018年这个时间看起来很远，但是现在初一的学生就已经将是教改的受众了。

刘泓：我这次重点突出教育创新一词的原因，是因为整体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培养符合现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而对于现在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是自主创新的能力。那么它所适应的模式也是和之前的教育模式不同，所以PEER想突出创新这两个字。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许多例如实验、课改之类的词，在我国教育界的语境里多少有一些偏见。多少会让大众有些隐约地误解，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情。例如，许多事情一直带着“实验”的帽子的，但是否在改好，是否在真正做一些有实验意义、有创新意义的事情，这是值得怀疑的。实验本身固然好，但是我们可能想讨论的是更有持久性与长期性的话题，所以我们更希望用教育创新一词来作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描述。

刘泓：合作变得更密切是必然的。过去的PEER空间普遍采取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态度，主要的目标是尝试与学校进行更长期的合作，落实更多的教学实验项项目。例如，了解每一个学校明显的和潜在的教育需求是什么，或如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一个助力者，在那个学校能够做到什么。

而这种试探方式在不同学校又有所不同，举三个例子来讲吧。一些空间采取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试探方式——在学校里不打扰其他课程，仅仅是利用学生的空闲时间来授课和做活动。但比如在绥宁一中的介入又会更深一些——每天有一小时的PEER空间时间，每周三下午则有两个小时的固定阅读课程。除此之外，今年上半年李睿一在长沙县七中的尝试是目前为止更深入的介入方式。她完全参与到了一个特定教改实验班的整个日常运营中去。而且我们会看到，以不同的模式介入学校会取得非常不同的效果。

根据这三种不同的尝试及其后期效果的分析总结，我们对于PEER空间下一步的定义，是成为在一个学校里的教育创新的支持者和助力者。我们会采取一种开放但相对保守的方式来服务于整个学校，并且满足于每一个学校的不同需求。

刘泓：具体而言，开放指的是，我们对待外部资源和教育创新的态度是极其开放的，而且我们这个机构本身也是极其开放的。除了我们自己研发的项目课程之外，我们也会很积极地去对接好的外部资源。比如我最近在和上海做艺术教育的同行讨论，怎样把艺术教育带到空间中来。我们甚至也在思考和规划，怎样通过PEER空间去代入与STEM（Sciences-科学, technology-技术, engineering-工程, mathematics-数学的缩写）相关的模式，这是我们之前不太擅长的，但是我们仍可能对此开展学习或是对接相应STEM资源。所以说，针对我们自身各类研发和外部合作而言，我们是非常开放的。同时，我们针对和地方机构的合作——比如弘慧等等，也是很开放的。

“保守”一词的话，不是说我们在选择的内容上保守，而是在推进的方式上保守。一定要采取一个适合这个学校本身的文化氛围和它的师资状况等情况的模式——这就是我所说的开放但相对保守。

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模式是以支持者和助力者为主的，作为一个支持者我们不能反客为主。因此我们一定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符合这个学校的办学模式，并服务和支持学校在办学路上走得更远。如果只是想着自己出风头，搞个大新闻，这和PEER的文化是不相符的。更直接来讲，我们是从服务者的角度出发为学校提供定制——这是一个更符合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描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是保守的。

刘泓：我想先就中国“教育去中心化”的现象来展开一下。我们的国家有2800余个县，地大物博。针对每一个地区，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地理、人文环境，因此适合该地区的教育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仅仅指望一种完全中心化或是无限复制的商业模式。虽然从经济上来讲，我们肯定是有中心，有边缘。但是从教育的层面上，对于这个2800个县所构成的国家而言，每个区域都需要教育，每个区域都需要适合他的教育。

当然，适合各个地区的教育同时也要符合整体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刚刚提过，经济发展是强调自主创新的——自主创新本身就是从下至上的事情。因此适合这种从下至上的教育形式也应该是一种从下至上、去中心化的、适合本地的教育。就像我们整个经济创新的形式必须是去中心化的一样，我们的教育创新也应当是去中心化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提供适合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族群所合适的教育模式。

补充一点，去中心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放权过程，我国现有的行政体系来说，考试体系——也就是评估体系、以及经费等等，都是从上至下，只是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去支持一些适合他本土情况的创新模式。具体来讲，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国家里，任何的一个学校都有可能采取一个特定的策略，做出一个最适合它生存模式的教育方法。以湖南省怀化市的中方一中为例，这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管理较严，但它会花更多的时间培养体育类和艺术类的特长生。这不仅仅是因为该校生源较差，它也在同时满足着学校特色办学的需求，满足了不同家庭不同教育选择的需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表现，而区域之间的差别会更大。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国家就是以每个省为单位去推动一些政策，而每个县去落实时，就会有一定的地方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教育在执行层面就是去中心化的。

需要强调的是，现在的去中心化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去中心化。而当一个学校主动去寻求适合本地的教育创新方案时，他就是在被动的环境下寻求主动的立场。这种意义上的去中心化是有更有意义，能带来更多可能性的。结合PEER所说的“定制化”来讲，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推进这样一种“主动去中心化”的过程，而是说，这样的去中心化的背景对“定制化的教育创新服务”提出了自然地需求，甚至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必然性。

刘泓：PEER的口号叫做“认识自己，改变世界”。但同时，这个口号也是互文的，他也是“认识世界，改变自己”，或者说“走出自己，认识世界”。我想，对于挚行者而言，这是一个走出自己去了解我们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基层教育的非常好的切入点。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给我们的挚行者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你是一个具体的参与者，而且你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是说在重复着一件没有底气的、不太了解的东西。他们作为年轻人，是这个信息时代的主体，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接受了教育创新的体验。所以他其实对此类事情的敏感度更高，在接受了适当的培训之后，他们是更有可能的人把教育创新模式带到地方，去影响学生，影响老师和学校的人。话说回来，大部分的挚行者都是作为大学毕业生或是在工作的人，他们对于各类学生组织等等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在帮助学生做自主活动时，他们也是带着不同经验来的。

其实，如果挚行者需要的是一件高大上而光鲜的事，我想我们的做法并不是很适合你。我们需要的是去地方做服务的人——这是能给很多人带来成就感的一件事。如果要归纳一下这个经历可能带给挚行者的感觉的话，我想是一种——另类的成就感。这不是说我呆了一个学期之后，好好上好数学语文课，学生语文数学成绩提升——但是马上我要走了，下一步学生会怎样呢？我们的挚行者离开时，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我们所构建的每一个体系是本土化的，是和老师与学校有所配合乃的，挚行者会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的支持，都会在学生、学校、在老师身上体现，并且在有人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后，会根据他之前的基础，再带来下一步的创新。

对于挚行者而言，我们可以套用一个现在很流行的概念，叫共享经济——挚行者更像是一个经验和知识的共享者——那么共享能带给人怎样的愉悦呢？比如说，维基百科上编辑一个词条，它明显不是因为这件事能带来多少显性收入，而是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是重要的，而且我的力量能够为之带来改变。这种改变下收获的正向反馈——我觉得是能给我们的挚行者带来的最大成就感。

最后，和互联网的关联方式不同，挚行者所建立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实质连接，而这种实质的付出与陪伴，一定会带来某种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