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旸，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今年7月参与PEER毅恒挚友2015年“挚行伴夏”暑期项目，服务于广西龙胜营。

转眼间，已经离开龙胜四月有余。这四月间，想起暑假在龙胜的点点滴滴，欣慰、感动、怀念，充满动力。事实上，这样一些回忆，遥想起来，只是才刚开始渗出的一点点，便已经让人无限追忆——说这样的追忆全然是对那些人，那些事，未免有些故作矫情，更多的，恐怕其实是对自己，对自己心中丝丝由PEER而升腾起的遐想。
被遗忘的挚愿者

最遗憾的，是龙胜营的挚愿者们相识得太匆忙，工作得太匆忙，离别得太匆忙。

十七个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挚愿者，才刚刚相识几天，就必须全心全意地，高强度地，有纪律地去摸索着，一起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让一群之前几乎对彼此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一见面就以一个必须互相包容的集体去工作，本身就是一件相当有挑战性的事——我们必须像完全互相信任的老伙计一样地去给学生们上课，筹划活动，因为学生们是我们绝不能丢下，绝不能辜负，绝不能让其看到我们的懈怠的。

说实话，尽管非常疲惫，甚至得说一些不愿意说的话，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但是这样有挑战性的工作终究是很有成就感的。而真正让我有一刻几乎有些崩溃的，是营期结束，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回家去，而挚愿者们也就那样离去的时候——我们刚刚一起齐心协力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我是那么地想多了解了解他们，聊一聊彼此的过往，聊一聊在朝夕相处的大半个月内，因为忙碌，都不曾有机会坐下来分享的故事。

而他们就那样离开了，那一刻，我真的有几分心虚，茫然，不舍——作为营长，我深知，出于那无时无刻的不能把任何可能的烂摊子丢给学生和学校的忧虑和压力，我曾故作威严地强迫过这些与我共事的挚愿者们，甚至把自己架在一个自己极度不想呆的位置上训斥过这些我的同龄人，假以多一些时间，我是多么想与他们交谈，让时间慢下来，多享受享受那些彼此开玩笑、大笑的时刻。

在那段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的日子里，我说了太多的话，做了太多琐碎的事，以至于分别以后，我许久都觉得无话可说，无话想说。无话可说的那阵子里，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说了那么多的话，多得是工作上的讨论和上课，却唯独没有花什么时间与大家说什么真心话。一切结束得太快，当我想说时，为时已晚。
“我想学建筑”

这件事可以说是整个PEER项目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和震撼的一件。

有一个挑战赛是“模拟面试”，为了让学生们有所准备，我们提前调集十七位挚愿者的有限资源，向学生们介绍了我们较为熟悉的大学中的专业。我们惊喜地发现，学生们兴趣的多元性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或者换句话说，比我自己身边“金融v.s计算机”的同学圈要有趣太多了。

有一次，下午上完课，一位叫秦哲的学生与我的对话深深震撼了我——简而言之，他想学建筑。如今回想，令我感到惭愧的是，当秦哲说他想学建筑时，我立刻想到的竟是“现在房地产泡沫巨大，建筑行业恐怕光景是要大不如前了”。然而，我绝不可能打击学生积极性，给他泼冷水，所以我笑着鼓励他，继续听他说着。

他继续说，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用他的话说是“做苦力的”，而他小时候也时常去工地，对盖房子什么的十分有兴趣，却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心疼他父亲。他说他想以后自己设计楼房，那样不仅不用出苦力，而且那才是真正盖自己的房子，并且他父亲也是这么希望的。

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在这个我身处着的膨胀中的中国，那些我无数次擦肩而过的建筑工人，在这一刻，仿佛通过他的孩子，第一次和我有了言语的直接交流。我很想告诉他，在我心里，那些设计房子，盖房子，造大桥的人，都是一样的，缺了谁，我们的国家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秦哲与我说的一席话当中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时代感，压得我喘不过气，而他的真诚，他的愿望里我从未遇到过的单纯，让我无比感动，他语气的认真，让我肃然起敬。一个想学建筑的学生，只是千千万万想学建筑的学生大潮中的一个，可是我印象中那千千万万的理由和动机，唯独秦哲说的，是我觉得最真实，却偏偏因为自身思维定势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真实的想象，模糊的现实
对于支教，对于西部地区，对于教育不公平，好像周围很多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这至少说明大家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关注过，甚至在乎过那些地方、那些学生们。但是另一方面，这样许许多多热烈的，拍脑袋拍桌子的对于边远地区教育的议论，往往充斥了太多我们的想象。

这样的想象倒不至于离谱到“物资匮乏”，“交通闭塞”，“与世隔绝”，“走几个小时山路上学”这样过去被电视媒体营造出来的已经几乎过时的意象，然而很大程度上，那些地方是什么样的，那些学生平时都关注些什么，确实并非我们“看似”与时俱进的想象所能及——我所去的龙胜县，不折不扣的山区，离最近的桂林市2小时山路，这里通了4G网，有了3D影院，有德国啤酒吧，龙胜中学学生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几乎百分百。

毫无疑问，伴随着这些即使在大城市也不算普及很久的新鲜事物映入眼帘，许多只需一眼便破碎的想象很快便消失了。而当与学生们开始有了交流后，更多的想象，开始被现实打破——学生们追的星，我已经追不上，认不全，他们平时看的剧，也让我觉得自己已完完全全落伍，他们在淘宝购物的频率，更是甩了我无数条街。不出几日，我颇有种学生们让我跟上了时代潮流的感觉。

于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他们真正缺什么？他们是否更缺乏物质以外的别的什么？”的疑问。不错，其实PEER给他们带去的，没有太多物质上的给予，更多是一种陪伴和近距离、长时间的交流、辅导。很大程度上，这也确实是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那里的学生们相对而言更加需要的。

可是随着项目的开展，我越发意识到，尽管想象一个个破灭，我们却太容易因为这些想象的破灭而变得对于物质上的差异过于乐观——举个例子，前文提到，学生中间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几乎为百分百，可是事实上，他们对于个人电脑，却是十分的陌生，用电脑键盘打字，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更是无比困难的事。再者，因为交通的不够便利，学生中的大部分，从小到大也没有去过最近的桂林市多少次，更别提去亲眼看看那些如今他们在智能手机上可以看到其图片，却难以身临其境去体会、感受的更遥远的地方。智能手机，网络，甚至是网吧，让他们看起来和山外面的所谓的现代世界别无二异，而事实上我发现学生们最敏感，最害怕，最不希望的也正是让外人第一眼就觉得他们没有跟上这个时代。

一些已经普及的低价科技产品让他们看起来不只是跟上了这个时代，甚至像是走在最前沿，这让他们感到安心。可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的是，物质的差异仍然巨大，并且很大程度上依旧是这些学生们不能接受更好教育的主要矛盾。很遗憾，尽管PEER已经竭尽全力去为这些学生们做尽可能多的他们需要的事，可是这主要矛盾，除了依靠政府力量，还真是绝望得让我想不到什么办法。

所以我有时候会想，这个社会上如今有不少力量在关注边远山区的教育，力行的也不算少，但是社会大众必须要意识到，那里的学生们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样的想象早已过时；而我们一眼看到的那里灯火通明的现实，却也是带有致命的欺骗性——学生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关怀，沟通，去走出他们的自卑和不自信，因此也确实需要更多的志愿者去走近他们，可从整体社会大局来看，他们最最需要的，绝不是多几个的志愿者，一些起到补救措施的关怀，他们最需要的，依旧还是更高的家庭收入，更高的生活水准，更多的物质资源。

龙胜这个地方，我的一点小小社区探索
离开龙胜以后，我常常和别人提起这个地方，提起这儿的人是多么的淳朴，而且有意思。大多数时候，当我们说淳朴，仿佛小地方就是淳朴，“老家”就是淳朴，它已经成为一种未必真实，只是泛泛的想象中的氛围。而龙胜的淳朴，是实实在在让我怀念，因为它是我在别处从不曾看到过的。

在龙胜，过马路，汽车会让你，也不会鸣笛；在龙胜，汽车站的怡宝，卖的是和站外一样的价钱；在龙胜，早上喝一碗粉，要是粉里有一丝头发，用不着你提要求，老板会二话不说给你换一碗；在龙胜，你象征性地问问服务员某样食材新不新鲜，她居然真的会去里头问，然后回来羞答答地告诉你她也不确定。我非常确定，这样的风土人情，绝非只是因为当地经济相对欠发达，因为离开龙胜后在同样较为不发达的湘西地区呆了几日，体验感受相去甚远。

细想原因，作为一个地理决定论的信徒，我猜测湘西，特别是怀化一带，乃交通枢纽，人员来往频繁，流动性强，社会组织的结构较为松散，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不强；而龙胜则不同，人口上几乎是有出无进，社会关系错综紧密，家庭，家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约束并且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甚至许多侗族同学家里还维系着“族”的群体单位。

龙胜是全国唯二“各族自治县”之一。“各族自治县”的风情，除了百度百科上和县志里的，有一些实地的发现，也甚是有趣，比如说学生中有好些都姓“蒙”。

“蒙”这个姓虽说因为历史上有过蒙恬这样的名人而不算太陌生，但在一个不到百人的群体里，有这么多“蒙”，还真是让我非常好奇，感到有些意外。我问了他们其中的几位，但他们对家族的历史似乎并不是太了解，只说他们那儿不少姓“蒙”的。但我有一个发现，可能对他们而言是默认的事实，所以并没有向我提起——这些姓“蒙”的同学无一例外都是苗族。

我恍然大悟，顿觉实在有趣，因为苗人自称“Hmong”我是知道的，也就是说，从某个时间点开始，他们极有可能被强制改姓，改成了他们民族的发音。究竟是自愿还是强迫，我当时倒没有刨根问底，然而有一点却着实让我感慨，那就是，学生们对自己家族、民族的历史，不知道，无所谓，也不想知道。尽管这方面涉及到不少较为敏感的内容，但我相信PEER这些年在这些民族地区扎根的经验，一定会让PEER在鼓励学生了解自己社区、民族历史方面，有更大的建树。这样的事，实在是太需要有人来做了。PEER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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