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Ta人的故事，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走进正安一中的PEER空间，映入眼帘的是以“女性主义”为主题的读书角与墙上挂着的“县中女性主义读书社”字幅。

这一下引发了我的好奇——在县中，Ta们会如何言说关于女性的故事？

我拿起读书角的一张名为“女性·在附近”的报刊，这是由正安一中与溆浦一中的学生们一同书写的刊物，她们观察、采访附近的人，在报刊上讲述那些发生在她们身边的女性故事——那些女性自出生以来如何被塑造成为“女性”的故事。

我为她们细腻、动人的笔触而震撼，也更加好奇学生们会如何进行女性主义相关的行动。

巧合的是，我们去的那天傍晚，正有几位参与友毅思的同学在空间休息。她们在屏风后面，热情地邀请我们坐一坐，与我们讲述她们的友毅思故事。闲谈之中，我们了解到，她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学期的“拒绝月经羞耻”行动。她们曾在女性卫生间设置卫生巾互助盒，最近正在策划募捐箱的活动。

“因为卫生巾互助盒不能让男生参与进来，但是‘月经羞耻’这个问题的产生与男生十分相关，所以我们希望让男生也参与进来”

当我们问起行动转变的缘由时，她们这样解释，并拿出了最近回收的问卷与我们分享。我看着手中分为男生与女生两版的问卷，作为一个那时正在痛苦学习问卷设计的学生，我心中惊异于她们的学习能力，甚觉自己要被拍在沙滩上。与此同时，她们还分享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男生或许会在“你认为学校内月经羞耻程度”问题的打分中答“0”，但是当别人看到他在填写“月经羞耻”问卷时，他会迅速把问卷翻过来遮住。“这本身就是一种羞耻，只是他们可能没意识到”，所以“拒绝月经羞耻”的行动才要把男生也囊括进来。

“拒绝月经羞耻”行动源于她们在成长经历中所感受到的不适，源于身边女性所共同感受到的不适。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验，她们将个人经历转化为集体行动，并在行动中反思更好的解决办法。我想起“女性·在附近”刊物的尾页所载她们的希望：“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眼下，和那些构建我们自身的要素”。在对自身所处结构的反思中，她们正在重构“附近”对月经的刻板印象。

这一刊物也传播到了正安二中的同学们手上，而Ta们也在酝酿着自己的行动。在二中友毅思结项会上，我们看到了“理性讲性”小组的展示，也在空间中看到了她们精彩的策展成果——彩绘卫生巾，刻板自我与理想自我的连线墙，性教育的科普，这些都正在一方小小的天地中发生着。

“来的人可能本身就比较关注这个话题，也比较支持女性，而真正需要被科普、教育的正是那些不愿踏进这个门的人。”

“理性讲性”小组的同学们敏锐的意识到策展本身具备的筛选性，那些对月经、女性、性具有刻板印象的人不会观看展览。她们也因此感受到有些挫败，怀疑自己的行动是否是一场“自嗨”。但是当我最后问她们是否还会继续时，她们说“会想办法改进，因为这是应该做的”——我们做这些，只是因为“应该做”，因为这样做能让附近的社会变得更好。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在成年人所处的社会情境下，做事的逻辑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应该做”也并不是决定做一件事的首要因素。除却人人自明的物质条件的挑战外，更大的挑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已经失落，世界的一切意义已经被“祛魅”的时代中，回答“如果别人都不做，那为什么我应该做”这样的问题。根据新的私有化意识形态，这样的思考无益于个人的美好生活，承担对他人的道德责任更无益于个人的美好生活，为了一个应然的社会而努力已不再是每个个体都认同的价值。

当个体的行为逻辑趋于私有化的方向时，即使是那些想促成一些改变的个体或机构，也会掣肘于整体的观念与规则之下——且他们无法逃避，甚至必须应用他们所不认可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之对机构效益的承诺，我们自然会更多地衡量一件事的价值与可行性，以确保它值得我们付出，而不能凭一种“应该做”的冲动就去行动。

学生之所以能做“应该做”的事，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对他人的道德责任，也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逻辑没有与行动所涉环境的运行逻辑发生冲突，所以他们尚未对自身所做之事的价值与可行性产生怀疑。

如果他们的行动与外界的反馈发生了冲突，他们又会怎么想呢？

“那天下着雨，我们搬着书跑了三个村小”

正安一中“拒绝月经羞耻”组的组长还策划了另一个行动——“村小捐书”，她谈起做这个行动的缘由时提到“就是想要帮助他们”“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就很开心”。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轻松地靠在椅背上笑了起来，使我也感到全身暖洋洋的。此刻我意识到，原来人与人之间的情绪与牵绊，是可以这样简单地通过笑容传递的；人的付出也不是时常需要物质回报，帮助的人开心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听过许多关于“公益”的阐释，但都不及此刻有力——“公益”关乎“不假思索地帮助他人的冲动”。

这一行动是正安一中发起，与正安二中联合进行的，我们在二中正好赶上了结项会，听到了这一行动的汇报。比起正安一中负责同学的“E”成分，正安二中的负责同学看起来“I”了许多——看到陌生的我们时，她们刚踏入空间的脚顿时缩了回去。我们也从挚行者小小那里得知，二中负责人第一次与一中的负责人见面时，为对方的“气场”所震撼，在回去的路上没有说一句话。但她用继续行动表明她接下了这份对自己的挑战：组织还不算熟悉的组员们一起走班宣传，运用本就不多的空闲时间进行旧书收集与登记，最终与一中负责人一起到杨兴中心小学和桐梓林小学捐献书籍共146本。

在行动之初，小组已经规划好了要捐书的村小（正安一中负责人的母校，那时她已经联系好了原来的班主任进行捐书），但是因为安全考量等因素未被学校通过。

与其他接触的小组不同的是，其他小组遇到需要与校领导沟通的问题时，一般会由挚行者出面解决，但是正安一中的负责同学与挚行者一同面见校长商议此事。在沟通中，她反复表达自己行动的初心是想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最终与学校商榷了虽不是原定学校，但也算缺乏书籍的三个村小，并由团委老师开车带领学生行动。因为时间有限，她们在一天内去了三所村小完成捐书活动：

“那天下着雨，我们在广场上发放捐赠书籍，并收到了来自孩子们的一些回信。”

因为下雨，她没能当场收集完全孩子们的回信。在捐赠学校受到学校干预时，她也有过退出的闪念，但是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遗憾的是，我没有与她详谈过坚持下来的原因）。在正安二中的友毅思空间有一个行动板，上面正贴着来自村小学生的回信，在那些不同的字迹中，我仿佛看到了在灵山秀色、空水氤氲中流转的动人情谊。这场行动，纵然有遗憾，但是她们“接受了”“还要做”——接受与外界干预的斡旋，接受公益行动的不可预料，也接受自己的迟疑与挣扎。

但是待雨停，她们还要远行。

这种行动中的接受，正是她们对现实世界所予反馈的一种回应——在难以反抗的现实下，如何与强大的外界力量持续地“较劲”。她们直面自身的局限，也勇敢地突破自身的局限。甚至在面对更关心“这样做能带来什么好处”的上位者，身处权力关系的下位时，她也会为了自己所认同的事情奋力一争。仿佛有的人的“高贵”是由权力赋予的，而有的人的“高贵”可以由她自己赋予——因为她足够坚定自身的信念，所以任何人也无法将她定义为“弱势”，她在自身所建构的价值体系中处于绝对的高位。

虽然我无法确认支撑她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但我愿意相信她想要帮助别人的初心和所助之人的笑容都给予了她一份希望的回响，让她能够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不要忘记“不假思索地帮助别人的冲动”

在县中，我看到学生因为“笑容”“应该”而去坚持行动。在他们紧迫的时间表中，抽出时间与精力去坚持行动，与失败和负面情绪相对抗，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十分好奇令他们坚持的力量，但他们只会告诉我“想要帮助别人”“想让‘附近’变得更好”等理由。我能理解这样的缘由，但好像总想探究出点别的什么原因。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这么想，为什么这句简单的回答很难说服我，我究竟是不能相信还是不愿相信？

在二中的结项会上，我也在交流中提出我对他们行动的许多问题：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行动，经过了怎样的调研？如何检验行动的效果与影响……

我回过神来才发现，当我深深认可任何社会行动都应该建立在个体完全理性的抉择上时，我就失去了相信毫无理由的善意的能力与意愿。我既无法相信，也不愿相信，因为在一次又一次地与现实搏斗的过程中，我似乎已经忘记了‘不假思索地帮助别人的冲动’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如果我不再是这样的人，又怎能“允许”别人是这样的人呢？当我再次翻开关于他们的记录材料时，那些鲜活的个体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坚持与反思、意外与接受、成长与笑容……

列维纳斯曾说当我们问出类似“为什么我应该做这件事”这种问题时，道德行动便已然终结。因为道德行动的前提是“不假思索地帮助他人的冲动”，这种“冲动”不需要问为什么，也不需要衡量自己的付出与获得。正是这样一种“冲动”激发了学生去做应该做的事，在不知道情况会不会变好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产生或是战胜了“为什么我应该做”这样的问题。

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踏入空间，与同学们接触时，他们总是低着头，笑着但不与我们主动说话的场景。想起听野菜组讲述他们吃豆米火锅（正安的特色美食）时分辨野菜，宣传野菜的故事，听他们害羞地夸夸自己，夸夸同辈的画面。我恍然发现，那些让生命舒展的可能性，正蕴含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而非他们行动的结果。

评估行动的可行性、检验行动的效益固然重要，权衡利弊、善用规则也是成年人的生存法则，只是在此之前，还需有点超越性的指望，才能不至于沦为工具理性的奴仆。在此，我很喜欢鲍曼对“乌托邦”的辩护：“乌托邦不是某幅未来空中城堡的蓝图，而是改良我们此时此地生活境况的动力”。如果我们能将对“乌托邦”的指望转化为改良周边世界的动力，即使世界不再能赋予个人任何意义，投身于此的人也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赋予世界以意义。

在友毅思行动中，无论怎样的学生——或许正是那些在主流场域中不被关注的学生，他们正是这般从自身的行动中确证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怀抱对应然社会的期许，在希望的回响中，证明承担对他人的道德责任的价值，从而不懈地为改变附近的境况而努力。

环境与效益再不能成为成年人的辩护辞，何况这样的辩护掩盖了一个事实：在现代理性的簇拥下，我们正在一点点将“不假思索地帮助他人的冲动”从我们的情感中剥离出去。虽然我们身处在与“公益”逻辑更不符的社会情境下，需要考量更多的现实因素才能达成变革目标，但我们也必须时刻铭记这样一种“冲动”的感觉。毕竟那标志着我们作为一个“人”道德行动的开始，也是一个社会从“实然”走向“应然”的起点。

END

关于“友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