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衣，就读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2年前夏往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中学参加PEER第六届暑期项目。之后参与了更多PEER相关事务，但出于她无意多提的意愿，此处省略XX字。感谢周衣同学愿意抽空写下对PEER的一些回忆和思考，并允许发布出来。

前两天才听刘泓（注：PEER毅恒挚友秘书长、创始人之一）说Steve现在回去了美国，在New Haven搞了一个小小的项目，为中国高中生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交流也可以进行租住的房子。学生租房间的租金便宜的要命，而Steve租房子的租金又真的很贵，真不知道他哪来的钱。我二月底才去了New Haven一圈，不知道他也在那，否则将近四年的时间没见了，怎么也要见一面。

认识Steve是在高中的时候，他当时是我们学校国际部的老师，听说开设了一些有意思的课程。刘泓说Steve是真的希望在中国做出一些教育上的推动，把一些学习理念和方法介绍到中国，使一些有才华有能力的学生更容易的去接受更好更适合的教育。说真的，我觉得这些人挺了不起的，倒并不是因为所谓伟大的牺牲和崇高的理想，而是他们一往无前的去追求自己想做应该做的事情。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其实一直挺担心他，因为他有很大可能会被学校利用去教英语——不如想想看一个五十多岁的满腔抱负的美国老头去教十六七岁的中国高中生怎么考试拿高分。

这种简化了的工作反而会使生活和事业更加艰难了。

当时我在申请Cambridge本科生，想学Land Economy，当时有这个专业的全世界就两个大学，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的英语老师介绍我认识了Steve。他其实也没有在申请上帮我什么，毕竟他更熟悉的是美国教育体系。但认识他后，我隔天晚上就下楼去他办公室找他聊天，聊很多有的没的，也算让我高三比较无聊生活不显得那么惨淡。

后来我来北大上学，大一的时候见了他两三面。第一次是冬末春初，我们就在南门外见了一面，特别仓促，他说他来这边跟Hong聊一下关于PEER China的事情，但怎么也想见我一面。问我要不要一起吃晚餐，我说晚上有课就不去了。

过了一两周，我在北大农园食堂正对面的树间看到一个横幅（对，那时候横幅还被允许出现在校园），是关于什么乡村教育夏季项目的招募，项目还有个英文名字叫做Peer。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当时对我吸引力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所谓“支教”引起了我非常大的怀疑——我当时就想说，我倒要看看他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在做对的好的事情，看看这些公益教育项目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模糊的记得Steve似乎提到过PEER China，不太清楚和我看到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就去了一个邮件给他。

他是这么回复给我的：

Hi, Zoe.
Yes, PEERChina (or PEER) is a very reliable and good program. It was founded by Liu Hong, the Harvard graduate student who I introduced to you as we were headed to dinner together. PEER does great work through rural education projects in China.
Most of the PEER students are Chinese graduates of top US universities who have come back to China to do social service work. I admire them very much, because while many of them, including Liu Hong, could work for top corporations and earn a lot of money, they truly believe that they have an obligation to help Chinese society first, and make money later.
This kind of commitment to social progress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if China is going to become a great power in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Since many of the students who do the work at PEER are from wealthy families, I greatly admire their dedication to such social service work.
I will be in Beijing this weekend. I would be happy to walk you over to the PEER office and re-introduce you to Liu Hong.
Cheers,

Steve

我不太同意他说很多学生家庭都很富裕，可能有很少一部分，但是他说的wealthy也许是相对于乡村贫困家庭来说的。总之不希望看到我这篇文章的人产生误解，至少我们家就不能称作wealthy，很普通的家庭而已。

那个周末的时候，我去东门接上Steve，和他一起走去博雅塔，当时有一个人骑着老式的那种前面有横杠的大自行车，戴了个鸭舌帽（说句实话，现在想起来其实那个扮相挺酷的）去接我们，到了博雅塔对面草地上的一个老房子里，后来知道那个是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办公“楼”。先是在进门左手边的会议厅里聊了半天的peer，其中刘泓提到了后来引起我极大兴趣的“乡土教育”的概念。后来去了另一头的类似会客室的房间喝了点茶，什么茶忘记了，但在那边也碰到了后来熟络起来的亦晨。亦晨也刚从Harvard本科毕业，当时正处于她的gap years当中。

后来那个夏天我就和大约80个挚愿者一起分赴了处于湖南／贵州／甘肃等等的五六个地方，我去了贵州丹寨。

我是否在那个夏天之后就消除了对于公益教育的怀疑呢？

我想我没办法这么说。但是我去做了。现在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公益乡村教育”的好与坏，有意义或无意义，而是在于你在你的“公益教育”行动中给予的是什么，收获的又是什么。我想我的行动使我终于有机会、有资格去评价这整个体系中的弊端与它所带来的好处。

Steve曾做出了一些教育上的努力，但他在中国的经历其实不能算是愉快的，他辗转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尝试与努力，现在回到了美国。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到中国或者想不想回来。与之相比那个赫赫有名的德国的卢安克，可以说是成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