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滔滔，PEER研究院的负责人。

是的，PEER作为一家微型公益机构，拥有一个叫做“研究院”的部门。听起来非常“高大上”，但其实我们的工作非常接地气。

PEER研究院由课程研发、研究与评估两部分构成。

一家小机构能研究什么问题？

你们怎么开展研究？

研究成果服务于谁？

我想你已经有了需要的疑问。那么，请允许我用2020年春季行动研究的实例来解答你的困惑。

报告开始前

一个定义

何为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是一种系统化的探究方法，它可以让人们针对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

对于PEER来说，行动研究工作方法具体体现为研究院与驻扎在PEER空间的挚行者（长期驻校志愿者）开展线上研讨，对挚行者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2020春季，研究院总结19年秋季首次行动研究开展存在的问题，继续完善并开展线上研讨。回顾2020春季行动研究开展情况，研究院带领全体挚行者针对3个主题进入深入讨论：

「PEER空间匿名交流平台功能」

「亲子沟通的困境」

「学生自反性」

学期结束后，研究院累计带领挚行者开展讨论14次，并对以上三个主题进行了探讨。

作为一位深度参与其中的协作者，与上学期首次带领的对比中，与三组挚行者互动过程中，无论是关于行动研究开展的工作方法，还是行动研究的主题内容，都有了较为深刻的思考。

线上破冰环节的「绘画板」

行动研究整体设计

整体来看，为了学期间更好地开展共学，我们在线上培训和挚行者共同阅读《行动研究》，对PEER已开展的行动研究案例进行探讨，从而引导挚行者围绕“学校”、“教师”及“学生”，设计个人感兴趣的问题。

在线下培训阶段，我们沿着研究问题设计流程：

第一期主要通过各位挚行者个体观察日志探讨非集中式观察；

第二期聚焦于焦点事件和核心人物进行讨论；

第三期则继续延续第二期内容，当我们对焦点事件和核心人物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应该如何分析与此相关的利益相关方，我们如何动员倡导我们所具有的资源。

但由于疫情，线下培训没有在学校内部开展，以致于我们的讨论完全脱离县镇教育生态环境。

挚行者去往各个学校后，线下培训的内容又会如何迁移到他们在学校的生活呢？

在学期内开展线上研讨，与其说是开展行动研究，不如说我们与挚行者开展以兴趣为导向的主题共学。

和挚行者进行线上研讨

每个小组的研讨，研究院通常有两名协作者参与，第一协作者会参与所有小组的研讨过程，第二协作者只需跟进特定的主题小组。第二协作者与主题小组的匹配，亦是以兴趣为主。

每次研讨前，我们都会提前商定好本期研讨流程和阅读的文献。研讨结束后，两位协作者进行研讨内容和工作方法复盘。同时第二位协作者负责复盘结束后，对本期研讨内容进行整理与存档。由此可见，两位协作者的带领研讨的能力和两人间的配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讨整体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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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始

学期行动研究

一些想要分享的方法

  行动研究目标

带领线上研讨，经常被问的问题就是：“研究院与挚行者开展行动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作为一名协作者，突然被询问到这样的问题，我通常的回复是：“在行动之前，我们先思考观察再行动，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提升我们的服务价值。”

当我回顾《行动研究》中对行动研究的定义时，它这样提到：“行动研究是一种系统化的探究方法，它可以让人们针对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行动研究寻求的是如何进入社会情境复杂的动态中。行动研究运用持续不断的循环探究，为特定情境或本土化情景中面临的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也为学校、商业、社区机构与组织工作的有效性和效率提供了手段。这样做是在寻求建立一种知识体系，以促进专业群体的实务工作，提高参与者的福祉。”

再结合这个学期的带领经验时，我越发理解行动研究的目标。

从挚行者和机构两重视角来看，一方面我们尊重志愿者等参与者主体，在与志愿者互动中，对此赋能，培养深度思考问题的能力，更好地解决问题，提升我们的服务价值。

另一方面从机构视角来看，PEER是一家专注于县镇中学的公益机构，通过行动研究工作机制，将挚行者在一线的观察、思考上升为机构知识，形成我们对县镇教育这一领域的特定理解。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展行动，类似迭代我们已有项目和开创新项目，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在特定的县镇教育领域中获得话语权，推动教育议题。

另外，从行动研究开展内容和工作方法来看，在与志愿者互动过程中共同生成且逐步完善的行动研究工作方法，也将为我们探究县镇教育境况持续助力。

协作者边界

上个学期，研讨结束后，刘泓（PEER毅恒挚友秘书长）对我说：“滔滔，你不能老想着走在前面，你应该思考，你如何挚行者共同学习，平等讨论。”

由于上个学期，我只参与一组研讨的后半程设计，因此对于刘泓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足够的经验与知识进行回答。

但当本学期同时深度三组研讨讨论过程与流程设计中，我在与三组挚行者互动过程中，渐渐地摸索出这个困扰我一学期的问题的答案。

首先，当我们去探讨协作者的边界，最先需要明确研究院协作者与挚行者作为一个实践共同体，两者分别在其中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及其侧重点。

比如，挚行者在一线，即所谓的“田野”，那么挚行者有相对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获取一线的知识；而协作者优势在于可脱离具体化问题情境，以第三方视角看待问题；同时协作者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查找文献资料及整理过程性信息。

那么，当协作者与挚行者共同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协作者与挚行者会各自利用好两方比较优势，通力合作，深入探究双方感兴趣的问题。

再次，通过实践发现，行动研究的开展非常要求参与者的问题意识和行动导向，缺一不可。

目前，问题意识和行动导向在行动研究过程中开展如何体现，尚且未知。但明确的是，这两方面因素会严重影响参与者的参与程度。

在本学期开展的3个主题小组中，「学生如何看待自身、教材、老师与环境？」小组的挚行者问题意识强烈，协作者更多扮演学习伙伴的身份；而有些小组因各种因素，讨论相对动力不足，因此，协作者在其主导程度相对较强。

因此，从结果上来看，挚行者的参与程度与协作者的参与程度为共舞关系。协作者的参与程度会随挚行者的参与程度进行调整。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挚行者和协作者的参与程度超过或低于什么样的区间，平等参与的情况将会被打破呢？

对协作者的要求

通过上个学期的研讨，我强烈地感受到行动研究对协作者的高要求。

布尔迪厄在《世界的困难》提及采访存在的困难是，既要持续专注于话语内容（不仅是词语本身），又得提前想到哪些能够“自然地”顺着话题提出，同时还能守得住某种理论“思路”，线上研讨亦然如此。

通过本学期第二协作者的参与，让我再次感受到行动研究对于协作者自身的要求，具体体现在协作能力强、对一线的了解、相应理论知识丰富，那这些能力要求如何体现呢？

首先，协作能力强。

如何理解协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呢？个人认为，可从协作“道”与“术”有所作为。关于“道”，作为协作者必须尊重参与者的主体性，同时具有对自身的”反思性”，意识到自己本身在引导研讨过程中的局限性，尽量全面了解和把握不可避免的自身建构活动及其产生同样不可避免的效果，尽量减少研讨关系中的象征性暴力，使得参与者感受到研讨过程充满意义。关于“术”，最容易模仿和学习，研讨本身是一种对话和共学，我们可可练习积极聆听、对话、归纳表达等协作“术”的技巧来帮助自己提升研讨效果。

其次，了解实践。

研讨是协作者与参与者相互互动的过程。参与者处于具体的问题现场，相比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协作者如果能够与想与挚行者同频对话，前期是得理解参与者目前所处的环境，对话方可发生。即使协作者与参与者无法达到经验的完全相等，协作者对实践流露的兴趣以及通过挚行者相关文献（日志、推文、周报等）了解实践，某种程度上也能减少实践经验的不完全对等。

最后：相应理论知识丰富。

如果整个学期的研讨内容无法帮助挚行者有效迁移地解决实际化问题时，又或者无法使得挚行者从另一个视角看待研讨主题时，挚行者对于参与研讨过程是失望的。

作为协作者，如果我们只是地一味地针对挚行者实践观察发现思考进行讨论时，将会使得挚行者产出“个人是PEER在一线的眼睛，我参加研讨只为了提供信息”强迫输出信息的误解。因此，协作者前期的相应主题文献的阅读和研讨过程中与协作者共学，也可以提升自己的理论知识。

理论与实践

自从加入公益领域以来，受到公益界前辈的影响，我时刻警惕自身，一方面切忌陷入崇向专业或科学“理论”，将社会问题简约化为技术问题，认为使用理论则可解决复杂的现实困境的幻想；另一方面则是切忌成为没有“反思性”和“理论”的社会行动者，从而丧失了在地生产知识的能力。而行动研究本学期三个小组的开展，让我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

（图片来自豆瓣书籍）

恰好，舍恩曾提出“反映性的研究”（reflective research）的四种形态，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理论”与“实践”这两者关系。

第一种是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探究实践者怎么框定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所面对的角色，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实践者对潜在的理论框架更能有所觉察也更能有所批判。比如说，当我们在探讨学生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环境时，我们首先共学黄庭康的《批判教育社会学》，其次找到符合我们想探讨的问题的威利斯《学做工》，再次结合我们具体情境阅读中国情境下《学做工》的著作，最终总结出我们自身探讨学生自反性时，我们能从什么方面入手的思路。

第二种是对于印象、分类系统、个案、先例及惯例的描述的分析，可帮助建立资源库，方便NGO实务工作者在独特情境中检索运用。

在「亲子沟通」案例中，参与者提供了一个非常详尽关于亲子沟通矛盾的个案。这种个案是我们一线通常熟悉的情景，但并没有相关既定理论、模式能够与之分析。因此，我们将其个案收集讨论，建立成「县镇中学生成长烦恼」的资料库，从而形成我们服务县镇中学生的经验和方法。

第三种是寻求探究的方法以及解释现象的通盘理论，NGO实务工作者可以由此发展出符合现场情境的变形，某种程度补充或批判已有的理论体系。

在「PEER空间匿名交流平台」中，我们查阅了大量与匿名空间文献资料，但目前并没有对其功能进行深入探讨。但在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匿名交流平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以学生视角去看待「县镇中学生成长烦恼」。同时，在空间有引导性的摆放A4大小的匿名心事本是比较低成本且有效的。

第四种是NGO实务工作者可以由行动中反映的过程本身进行探究而获益。

最后一种总体上是NGO事务工作者梳理工作经验，在地生产应用“理论”。这种理论或许不是放逐四海皆适用的传统理解的专业性理论，而是对该特定领域感兴趣的人适用。当然，这种理论也可以上升为传统观念“科学理论”的可能性。

结合我个人经验，当我们探讨NGO实务工作者可以由行动中反映的过程本身进行探究而获益时，其实在讨论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们开展行动研究的内容，一种是我们作为NGO实务工作者开展行动研究的工作方法，但后者常常被NGO实务工作者忽视。

当PEER在探究在地行动研究工作方法时，其他机构迁移借鉴相关内容，这何尝不是在学习“理论”，运用自身具体“实践”中，再生产出“理论”呢？

我想，这是本文被写下的最大原因。同样，我也时常在想，相比于政府和企业，NGO最大的优势在于NGO试错成本最低。如果NGO试验出有助于解决某一社会主题的工作方法，是否可以再反馈给企业和政府，由其双方再大力推行呢？

未完待续

欢迎来电

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

  叙事疗法 VS 叙事研究

在带领「亲子沟通困境」小组时，我们阅读了《叙事疗法的实践地图》，恰好我当时正在阅读应星老师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附录中提及了叙事研究。这不仅令我开始思考，叙事疗法与叙事研究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图片来自豆瓣书籍）

在《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中，叙事研究被定义为：叙事研究属于质性研究，是研究者将自身的体验转化为在时间上具有意义的情节片段一种基本方法。叙事将事件串联起来，从而使事件根据自己的时间位置和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而获得意义（应星，P186)。

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根植于社会建构主义，最初源于家庭疗法，强调着人们过着传奇生活的观点（White,1995）。在这种疗法中，我们通过赋予故事意义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经历，故事本身就源自于社会对话和文化所允许的言论（卡特里娜&托德，P1）。《叙事疗法》提到：“叙事隐喻这样的一种观点，即故事起着组织、建构我们生活中的事件并赋予其意义的作用，还帮我们理解自身的经历。”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个人故事作为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而来的社会互动。当发言者进行叙述、描述解释故事时，潜意识中已基于客观事实，根据个人主观判断进行加工。即是，说出来的“故事”绝不会脱离社会，也不会脱离个人特征。

从研究者来看，叙事研究是研究者对叙事进行赋予意义，重组认识。而叙事疗法则是以故事主人翁为中心，在心理师与故事主人翁互动中赋予意义，重组认识，从而帮助故事主人翁，更加理解自身的经历。

关于叙事研究与叙事疗法的思考，我将其联系到了PEER空间的具体场景。对于挚行者来说，他的日常由无数与对话组成，他的生活由具体的个体互动组成。他/她每天都会遇到大量的学生向其倾述，一方面挚行者有与其沟通，使学生发泄放松的需求，另一方面挚行者在这过程中与学生互动所收集的一个个案的信息，都是帮助我们理解县镇中学生的研究素材。

对于PEER，一个长期驻扎在县镇高中的草根公益机构来说，如果开展研究，恰恰叙事研究是可行且我们擅长的。

（图片来自豆瓣书籍）

行动研究阶段成果如何延续？

如果按照行动研究框架来说，我们需要做到观察、思考、行动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但对我们来说，挚行者通常服务一个学期或两个学期，即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于，当某一主题的行动研究周期与挚行者服务周期匹配时。

当期挚行者离开后，后期挚行者如何延续往期行动研究内容呢？

第一种思路是，如果新挚行者打算继续做往期行动研究成果时，可以定向邀请往期挚行者参与新学期的讨论。第二种思路是，PEER工作团队将行动研究内容成果总结，商量行动方案。针对行动研究已有的结论，PEER可运用其工作中，并对有价值的东西对外倡导。

目前这两种解决思路尚未经实践验证，有待探讨。

  线上研讨 VS 线下参与

在上文提到行动研究对协作者要求时，需要了解实践。虽然我们尝试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尽量打破线上与线下的藩篱，但依然会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线上研讨偶尔的凝滞。因此，新的问题随之即来，PEER工作人员驻扎在一线推动行动研究，是否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呢？

写到这里，想到斯诺宾莎提及：“勿惋惜，勿嘲弄，勿憎恶，唯求理解。”或者，对我们而言，当我们身处我们服务群体的环境中，当我们直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时，不妨先多一份理解，我们再行动。

行动研究已开展第二学期，对其理解相比有多了几份。很感谢2020春季全体挚行者积极参与，涵容我们的经验学识的不足，也很感谢PEER全体工作人员对行动研究这项工作的支持。

新的学期来了，行动研究即将开始，我们将继续带着以上的思考，再投入新的行动研究的开展。好像，这也是行动研究。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A.舍恩（著），夏林清（译），《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思考中行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2、应星（著），《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3、[加]卡特里娜·布朗（Catrina Brown)、托德·奥古斯塔-斯科特（Tod Augusta-Scott）（著），方双虎、方红等（译），《叙事疗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张祖健（译），《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5、[美]欧内斯特·斯特林格（Ernest T. Stringer）（著），郭蔚欣（译），《行动研究：协作型问题解决方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